旁遮普失踪案与《Satluj》封禁

一、先把口径分开

1.1 报道中的冲突死亡

South Asia Terrorism Portal（SATP）的年度表把死者分为平民、安全部队和“恐怖分子”。1984—1995 年合计 21,373 人：平民 11,595 人，安全部队 1,722 人，被标作“恐怖分子”的死者 8,056 人。高峰在 1991 年，一年 5,265 人。¹

这场冲突有两类大规模暴力。武装组织杀害印度教和锡克平民、警察、记者及政治人物，也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国家安全力量则被长期指控任意拘捕、酷刑、强迫失踪和把处决包装成“遭遇战”。Human Rights Watch 同时记录了两类行为。²

1.2 这张表没有回答什么

SATP 表来自公开报道和官方口径。一个人若被秘密抓走、没有登记拘留、尸体以“身份不明”处理，通常不会进入当年的新闻死亡表。表中“恐怖分子”也是警方或报道使用的身份标签，不能证明每一次死亡发生于真实交火。

二、秘密火化如何被发现

2.1 从柴火收据到法院

Jaswant Singh Khalra 与 Jaspal Singh Dhillon 没有从失踪人口登记开始查。他们找到了市政火葬场的登记簿和购买柴火的收据，再把“无人认领”遗体与警方活动、家庭报失和新闻记录交叉核对。1995 年 1 月 16 日，两人发布新闻稿，点名阿姆利则、Patti 和 Tarn Taran 的火葬记录。⁵¹⁴

Khalra 在公开演讲和法律行动中继续追查这些记录。1995 年 9 月 6 日，他在阿姆利则家门口被警方带走。妻子 Paramjit Kaur 提交人身保护申请，最高法院在 1995 年 11 月 15 日把 Khalra 失踪案和秘密火化指控一并交给 CBI。法院当时写明，即使新闻稿只有部分属实，也会构成严重的人权侵犯。⁵

2.2 CBI 查实的范围

CBI 最终报告核对的是三个火葬场，覆盖当时的 Amritsar、Majitha 和 Tarn Taran 三个警区，时间为 1984 年 6 月至 1994 年 12 月。1996 年 12 月，最高法院记录的总数是 2,097：完全识别 585 具，部分识别 274 具，未识别 1,238 具。报告被密封移交给国家人权委员会（NHRC）。¹⁴

三、三组数字不能相加

这件事最容易错在把记录条数、受害者人数和总体估算混成一个数字。下面四行各自回答不同问题。

3.1 法院程序确认：2,097

2,097 的强处在于有 CBI 调查、最高法院命令和 NHRC 后续程序。它的弱处也很明确：地点只有三个火葬场，地域集中在阿姆利则一带，处理方式只看火化。

NHRC 到 2012 年识别了 1,513 人，其中 195 人被视为死前处于警方羁押，另有 1,318 具遗体由警方违反程序送去火化；还有 532 具未能识别。⁸

3.2 Ensaaf 与 PDAP 的个案库

Ensaaf 从 2010 年开始按 2001 年人口普查名录走访全邦 12,000+ 个村庄和城市地区，通过村长、村委、出生死亡登记员、老人和受害家庭互相核对。公开数据平台目前列出 5,315 宗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⁴

PDAP 的 2017 年《Identifying the Unidentified》宣称经过七年调查，整理出 8,257 宗失踪、假遭遇战和非法火化。后来提交法院的申请采用 6,733 宗。公开材料没有说明 6,733 是否为 8,257 的诉讼子集，也没有公布与 Ensaaf、NHRC 数据的去重结果。¹⁰¹¹

3.3 Khalra 的估算：25,000

25,000 来自 Khalra 及其家属在 1995 年前后对全邦规模的公开估算。它有真实调查作起点，却没有公开的逐案名册、抽样框架或统计模型支撑。电影可以引用这个数字作为 Khalra 当时的判断，研究报告不能把它写成法院认定。

现有材料也不能据此推出一个更窄的“真实区间”。最稳妥的表述是：至少数千宗案件已有个案记录；全邦总数未知；25,000 仍是未验证估算。

四、Khalra 被绑架和杀害

4.1 从失踪到 CBI 调查

1. 1995-01
   Khalra 与 Dhillon 发布秘密火化新闻稿。
2. 1995-09
   Khalra 于 9 月 6 日在家门口被带走；SGPC 主席 Gurcharan Singh Tohra 发电报，Paramjit Kaur 向最高法院申请人身保护。
3. 1995-11
   最高法院命令 CBI 同时调查失踪与火化指控。
4. 1996-07
   CBI 告诉最高法院，将起诉九名警察。
5. 1998-03
   特别警察官 Kuldip Singh 向 CBI 讲述羁押、枪杀和弃尸经过。
6. 2005-11
   Patiala 的审判法院判六人有罪。
7. 2007-10
   高等法院判一人无罪，把其余五人的刑期统一为无期徒刑。
8. 2011-11
   最高法院驳回五人的上诉，判决确定。

判决接受的事实是：警方把 Khalra 从家中带走，长期非法关押和虐待，最终在 1995 年 10 月下旬开枪杀害，并在 Harike 附近把尸体投入水中。尸体从未找到。特别警察官 Kuldip Singh 是主要证人；他不是获得赦免的“污点证人”，法院把他视为参与其中但未被起诉的同案证人，要求谨慎核对。⁶

4.2 没有尸体，仍能定罪

最高法院在 2011 年明确说，谋杀案不以找回尸体为定罪前提。控方仍须证明死亡和他人犯罪行为，但不能让毁尸本身变成免罪条件。法院结合绑架目击、非法羁押、同案证人、威胁和伪造不在场证明，维持了五人的定罪。⁶

另一名曾在 Kang 警岗见过 Khalra 的平民 Kikkar Singh 在审判中翻供。最高法院认为他受过威胁，但定罪并不依赖他在庭上的支持性证词。这也是电影叙事与法庭证据需要分开的地方。⁹

五、Khalra 案最后定罪五人

5.1 九名被告的结局

因此，“六名警察因 Khalra 谋杀被定罪”只适用于 2005 年一审。2007 年以后，能写进最终法律记录的是五人。Arvinder Singh、Balwinder Singh Gora 等人在证词中出现，却没有被列入这九名被告。⁷

5.2 三次判决

一审先判 Jaspal Singh 与 Amarjit Singh 无期徒刑，另四人因绑架和共谋获刑七年。高等法院判 Amarjit Singh 无罪，同时把另四人的七年刑期提高为无期。最高法院在 2011 年维持这五人的判决。⁷⁶

六、多少警察付出了代价

6.1 NHRC 只做赔偿

NHRC 在 2012 年建议支付 27.94 crore 卢比，覆盖 1,513 名已识别死者的近亲。195 宗“视为羁押”案件每户 2.5 lakh 卢比，其余不当火化案件每户 1.75 lakh 卢比。该程序没有列出个人刑事责任，也没有处理全邦指挥链。⁸

6.2 两套公开追责统计

2024 年，CBI 在处理 6,733 宗案件申请的高院程序中提交过一组统计：共登记 62 宗案件，其中 46 宗起诉、16 宗结案；已起诉案件中，24 宗定罪、6 宗无罪、16 宗仍在审。¹²

2026 年 7 月，The Tribune 根据警方和律师提供的数字报道，约 135 名警察已经因假遭遇战被判刑，大部分是低阶警员；报道另称 70 宗 FIR 中已有 64 宗裁决，尚余 6 宗。¹³

6.3 高层责任没有落地

Khalra 案中，法院认为 SSP Ajit Singh Sandhu 策划了绑架和杀害，但他在受审前死亡。证人 Kuldip Singh 说，Khalra 被杀前曾有“包括当时 Punjab DGP 在内的高级警官”到场；最高法院转述了这段证词，却没有点名 K.P.S. Gill，也没有认定其刑事责任。⁶

Paramjit Kaur 后来要求 CBI 调查 Gill。Human Rights Watch、Ensaaf 等组织在 2006 年联名要求追究上级责任。公开资料只显示相关高院申请在 2007 年仍未解决；没有查到后来的处分判决。Gill 于 2017 年去世，从未因旁遮普警察暴力受审。¹⁵

The Tribune 的 2026 年汇总列出少数 DIG、SSP 和 SP 级别的被判刑者，但大多数仍是 SHO、SI、ASI、Head Constable 等执行层。把约 135 人与几千宗个案并列看，电影所说的“极少数人付出代价”大体成立；更准确的说法是：有一批执行者在三十年后获刑，制度与指挥责任没有得到同等追究。

七、追责为何拖了三十年

7.1 调查范围一开始就很窄

最高法院交给 NHRC 的是 CBI 已查出的三个火葬场名单。NHRC 后来把任务集中在识别遗体和赔偿，没有把程序扩展成全邦真相调查。HRW 2007 年报告批评，这种范围排除了同一时期其他火葬场、河流弃尸、埋葬和 1984 年前、1994 年后的案件。²

7.2 证据和程序一起耗损

刑事案件长期卡在起诉许可、管辖争议、被告申请和上诉。三十年后，证人死亡、记忆衰退，警局、医院和火葬场原始文件也被销毁或按规定清理。CBI 在 2024 年正是以这些理由反对新调查，称再查 6,733 宗案件难以形成可起诉证据。¹²

这套理由解释了取证难度，也暴露了延误本身的后果：国家先用了数十年完成有限案件，再以年代久远反对扩大调查。对许多家庭而言，连死亡证明都没有，赔偿、继承和法律身份问题一起悬着。

八、电影与法院记录的边界

8.1 有判决支持的核心事实

• Khalra 确实通过火葬场和市政记录发现大批“无人认领”遗体。
• 他在 1995 年被 Punjab Police 绑架、非法关押、虐待和杀害，尸体被处理后从未找到。
• CBI 确实在三个火葬场核对出 2,097 具遗体记录。
• 一审判六名警察有罪；高院和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五人的无期徒刑。
• 多数秘密火化案件没有转化为刑事审判，NHRC 的主结果是身份确认和赔偿。

8.2 需要打折理解的数字

• 25,000 是 Khalra 的全邦估算，不是法院查实数。
• 21,000+ 在 Ensaaf / HRDAG 2009 年报告中指多个数据库的记录总量，不是失踪者总数。
• 2,097 是三个火葬场的异常火化记录，不等于 2,097 宗已经判定的警察谋杀。
• 电影中的调查过程经过合并和戏剧化；法律结论应以 1995、2007 和 2011 年三份法院文件为准。

九、电影与导演

9.1 从三个片名到一次秘密上线

电影最初名为《Ghallughara》（也写作《Ghalughara》，意为大屠杀），后来使用《Punjab ’95》，上线时改名《Satluj》。Honey Trehan 在 2020 年读到 Amandeep Sandhu 的《Panjab: Journeys Through Fault Lines》后决定拍摄。他取得 Khalra 家属授权，与编剧 Niren Bhatt、Utsav Maitra 完成剧本，2022 年 2 月在旁遮普开拍。Khalra 家属看过成片；Trehan 也把影片放给 SGPC 与 Akal Takht 看，均未收到内容异议。¹⁶

这是一部历史调查剧情片，不是逐字重演的纪录片。影片把人物和调查过程做了戏剧化处理，核心案件、秘密火化记录、Khalra 被警察绑架杀害及五名警察最终获刑，都有法院或官方材料支持。Diljit 的 ₹1 片酬来自 Trehan 的公开说法，并非可查的合同记录。³¹

9.2 Honey Trehan 的经历与现状

Trehan 在德里戏剧圈起步，2002 年移居孟买，之后为《Maqbool》《Omkara》《Delhi Belly》《Talvar》《Udta Punjab》等电影做选角或协助导演。2015 年，他与 Abhishek Chaubey 创办 MacGuffin Pictures，制作《A Death in the Gunj》和《Sonchiriya》。他的导演处女作《Raat Akeli Hai》于 2020 年在 Netflix 上线。²²

他小时候曾在 Tarn Taran 生活到七年级，身边长期有人谈论武装冲突和警察遭遇战。这段经历是他选择 Khalra 题材的背景之一。公开资料截至 2026 年仍把他列为孟买电影人；他继续接受采访、制作影片并参与《Satluj》放映讨论。没有可靠报道显示他已经离开印度、躲藏或中止工作。具体住宅地址属于私人信息，本页不收录。¹⁶²³

十、电影为何无法正常上映

10.1 从 21 项异议到约 127 处修改

1. 2022-12
   影片以《Ghallughara》之名送交 CBFC，准备申请院线放映证书。
2. 2023-02
   CBFC 提出 21 项异议。Trehan 称，其中包括删除 Khalra 和 Tarn Taran 的真实名称、Punjab Police 身份、2,097 这个数字、“法外处决”与“人权”等字眼，以及多段关键情节。
3. 2023-06
   制片方到 Bombay High Court 挑战审查决定。
4. 2023-09
   影片入选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最终由制作团队撤回。Trehan 称印度当局要求他们退出。
5. 2024
   制作方多次修改、重新制作拷贝、再送审，随后继续收到新要求。
6. 2025-06
   Trehan 公布的累计要求约为 127 处，其中包括更改 Khalra 姓名、删去印度国旗画面和 Gurbani 声音、删去 Punjab Police 与真实地名，以及不再声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制片方一度接受部分修改，希望取得证书，后来认为继续删改会移走影片的事实坐标。Trehan 说，制片方被要求撤回高院案件，协商却让修改数量从 21 项增至约 127 处。撤诉、退出 TIFF 和海外发行受阻可以由后续行为确认；要求来自谁、用了什么正式权力，主要依据 Trehan 的叙述，因为相关电话和完整文件没有公开。¹⁷¹⁸

10.2 OTT 绕过院线审查后仍被下架

OTT 影片不需要 CBFC 院线证书。RSVP 与 ZEE5 因而选择不预告，直接在 2026 年 7 月 3 日上线未删减版《Satluj》。核心公司团队和 Diljit 事先知情，Trehan 直到上线前几天才得到确认。³²

7 月 5 日，ZEE5 在印度停止播放；影片随后也从国际区下架。Trehan 说，ZEE5 收到信息与广播部的停止通知，他本人和制片人没有收到政府电话。政府消息人士后来确认，命令依据《信息技术法》第 69A 条，案件再交跨部门委员会审查。委员会决定继续封禁。¹⁹²⁰

10.3 官方给出的理由

政府跨部门委员会把三项风险列为封禁理由：影片对武装分离主义者造成的暴力交代不足；影片会让年轻人重新产生分离主义不满；巴基斯坦、海外 Khalistan 组织或其他“敌对行为者”会把它用于宣传。委员会援引 UAPA 体系下被列为恐怖组织的团体，并认为影片即使没有直接鼓吹分离，也提供了分离主义宣传所需的“情感和证据基础”。¹⁹

十一、导演和演员承受了什么压力

11.1 可以确认的制度压力

拍摄约十天后，也有一批当地人到现场阻止拍摄，要求制作方证明获得 Khalra 家属与 Akal Takht 许可，剧组停工数日。Akal Takht 成员支持项目后，拍摄继续。这个事件属于现场社会压力，不能据此归为政府行动。¹⁶

律师对 Diljit、Trehan 与 ZEE5 的投诉是公开法律压力，投诉本身不等于警方已经立案，更不等于法院认定影片支持恐怖主义。Diljit 另有其他政治争议和安全威胁，现有材料没有证明那些事件由《Satluj》引起。²⁴

11.2 没有证据支持的部分

现有证据支持“职业和制度压迫”：作品被长期拖延、发行路径被封、制片方面临财务损失，参与者还要承担投诉和声誉风险。现有证据不足以断言导演受到监控、秘密威胁或暴力恐吓，也不足以断言演员遭到政府黑名单处理。把这两层混在一起，会削弱已经可以证明的审查事实。

十二、民主制度为何仍会压缩资讯自由

12.1 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不是同一件事

印度仍举行全国和地方竞争性选举，反对党能够赢得邦政府和议会席位，法院、媒体与民间组织也没有消失。定期选举回答谁取得执政权；资讯自由还依赖监管机构独立、行政命令透明、法院能及时审查，以及批评者不必为发声承担过高代价。

印度的电影预审制度早于现政府。1952 年《电影法》要求影片公开院线放映前取得 CBFC 证书；CBFC 主席与成员由中央政府任命。最高法院在 1970 年确认电影可以受到事前审查。现政府继承了这套制度，并在数字平台上拥有第 69A 条等封锁权。²⁶²⁷

12.2 这次封禁用了哪些制度工具

• 用 CBFC 的院线证书把发行与内容修改绑定，制作方不同意修改就无法进入影院。
• 用“国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等宽泛理由审查敏感历史。相关概念写进法律，具体风险判断留给行政机关。
• OTT 绕过院线证书后，政府再用《信息技术法》第 69A 条要求平台屏蔽。平台若不执行，法律规定最高可判七年监禁并处罚金。
• 第 69A 条的封锁命令按现行程序保密，公众看不到完整理由。制作方与观众难以在下架前检验政府证据，漫长诉讼还会错过发行窗口。
• 大型媒体公司同时受到牌照、监管、广告和其他商业关系影响。RSF 把媒体所有权集中和政治结盟列为印度资讯自由恶化的原因。

这类控制主要通过证书、延期、保密命令和平台责任运作。政府无需关闭电影院或逮捕导演，也能让一部已经完成的电影失去合法观众。

12.3 三项外部评估

三套指标的方法不同，也都包含研究者判断，不能当作法院裁决。它们对趋势的描述接近：选举继续存在，表达自由、媒体独立、民间社会空间和对行政权的约束正在减弱。Freedom House 同时承认印度全国选举总体具有竞争性；V-Dem 的“选举型威权”标签强调的正是选举与自由保障之间的落差。²⁸²⁹³⁰

十三、截至 2026 年仍未解决

13.1 6,733 宗案件申请

PDAP 与九名申请人 2019 年要求由独立委员会调查 6,733 宗遭遇战杀戮、羁押死亡和非法火化。最高法院让申请人转向 Punjab and Haryana High Court；高院在 2024 年 2 月向 Punjab 政府、中央政府和 CBI 发出通知。¹¹

CBI 在 2024 年 5 月提交反对意见，称年代久远、证人和档案不足，新调查会徒劳无功。检索至 2026 年 9 月 24 日，没有找到该案的公开终局判决。它仍应标作未决。

13.2 电影仍未恢复合法播放

一名观众曾向 Punjab and Haryana High Court 提起公益诉讼，要求 ZEE5 恢复影片并公开下架依据。高院质疑申请人的诉讼资格后，案件于 2026 年 7 月 17 日按撤回处理，没有审查封禁实体是否合法。检索至 2026 年 9 月 24 日，没有找到影片重回 ZEE5 或其他合法流媒体的记录。²⁵

封禁后，旁遮普村庄和锡克教场所组织了集体放映。ZEE5 曾表示会通过正当程序寻求恢复，导演也继续参与讨论；这些行动没有改变官方播放状态。²¹

13.3 可以确认的结论

追责不能写成“完全没有”。五名警察因 Khalra 被杀终审获无期，另有约百名警察在不同假遭遇战案件中被判刑。完整真相调查、受害者总名册、统一追责统计、对高层指挥责任的司法判断，以及《Satluj》的合法公开播放，到了 2026 年 9 月 24 日仍未实现。

十四、方法与来源

本页以法院判决和 NHRC 文件为第一层，CBI 向法院提交的数据、Ensaaf / HRDAG 方法报告为第二层。电影制作、审查谈判和参与者压力主要来自 Trehan 的多次采访；能够由法院记录、平台声明、政府消息人士或后续行为交叉确认的部分单独写明。民主与资讯自由部分使用印度官方法律、CBFC 官方说明及三家公开方法的国际评估。

SATP 年度数字按 1984—1995 年逐年相加。所有组织的个案数字保留原口径，没有跨库求和。没有获得 CBI 密封最终报告全文、完整 CBFC 修改清单、制片方与政府通话记录、信息与广播部发给 ZEE5 的原始通知全文，以及跨部门委员会完整命令。本页把这些内容标为 Trehan 的说法或媒体取得的命令摘录。

另有四项未解决：Ensaaf 与 PDAP 名单之间的重叠；6,733 与 8,257 的精确包含关系；2019 年案件申请未公开的法院进展；律师针对影片的投诉是否进入 FIR 或起诉。检索截止日为 2026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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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uman Rights Watch / Ensaaf，Protecting the Killers: A Policy of Impunity in Punjab, India，2007-10-17，hrw.org
3. Romesh Silva、Jasmine Marwaha、Jeff Klingner，Violent Deaths and Enforced Disappearances During the Counterinsurgency in Punjab, India，Ensaaf / HRDAG，2009-01-26，hrdag.org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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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preme Court of India，Prithipal Singh etc. v. State of Punjab & Anr. etc.，2011-11-04，Indian Ka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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