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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聊了几个小时，很有收获。期间他提到，他在任职过的几家公司里，都能带着一小撮人，花五年时间，扎扎实实地把通识教育里的不同学科学一遍——比如线性代数、社会心理学、逻辑、物理、博弈论、经济学……他们的做法是：组织一个小社群，每个人分配一个章节，学习、备课。每周固定时间，相互讲解、讨论。持续下来的人，一年有机会学完四本教材。这些人，普遍都能在关键岗位上成为骨干，扛得住事，挑得起担子。

聊天时，讨论了一些观点：教科书其实是地球上最好的学科教育材料，大师们用尽可能浅显的形式呈现了。很多学习，不能走捷径。比如得到，将知识嚼碎了喂给人们——也不错，好过没有。但是很多知识，不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别人嚼碎了喂进来的，其实领会不到精神。这就需要有啃硬骨头甚至嚼玻璃渣的狠劲才能攻克。需要够聪明，够纯良（或者说纯粹、或者说得有股子傻劲），才能做这样的事。

学校里的学习是一时的。后续几十年的工作生涯里的持续学习和进步，重要得多。不少人毕业后就停止了学习，他们可能只是没感受到知识的”不够用”。

当然，虽说“学以致用”，但学习也不能就为了用。具备了跨学科能力，就更有机会从不同维度看世界，不至于永远处于锤子的眼里只有钉子的状态。想来有些惭愧，我看书虽然不少，其实并没有这股劲。还是应该自己有这股嚼玻璃的劲头，加上合适的学习方法，好好学点新知识，埋下头来做更长期的事情。

先回忆。小时候，我家只有父亲上班。他虽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高级工程师，但分配在地质行业，收入不算高，一家四口过日子，花钱精打细算。

改革开放后，父亲单位动起脑筋，办了驾校，对外招生，不少年轻人脱产，到地质队的家属院里学开车。也就在那会儿，母亲发现了商机。开始是夏天，她尝试着，做好冰镇的绿豆汤，拎着一个大铁桶，到驾校的宿舍区叫卖。那次尝试，有正反馈——学员们掏钱买，并且很喜欢，毕竟那时，宿舍里没空调，酷暑下来一碗冰镇绿豆汤，实在惬意。

后来，母亲还尝试着“多元化经营”，不同季节里，陆续提供了面线糊、水饺、水煮蛋等。

那时父亲、姐姐和我，会积极地帮着准备食物（比如包水饺等）、将食物搬到宿舍楼。但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我却都有些羞于在楼里叫卖，姐姐会更多地帮着母亲张罗。

我真正想说的事，是一次，我去楼里找玩伴，一起下楼时，看见母亲拿着食物要在楼里推销。很短的一瞬间，我内心却有很多戏——那时莫名其妙会觉得“叫卖”没面子，想上前帮忙，却又不想一起玩的孩子们知道。

内心两个小人打架的那么一犹豫间，我的行为是，装作没看见，直接下楼了。模糊记得那天后来玩得索然无味。我需要跟妈妈道个歉。那段“流动摊贩”时光，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条件，而我不以为荣，有些躲着，出力太少。

这些年，我偶尔会想起这件事。“叫卖”没面子这种想法，应该在不少人心里还根深蒂固。

读书人、知识分子们，更容易对卖东西、收钱觉得羞涩——做知识星球的过程中，我观察到不少这样的例子。

同样的好内容，如果一个人自信乐观开心地天天在社交媒体向大家推荐，对比另一个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两个月才怯生生含蓄地跟朋友们说一次，效果天差地别。

当下信息爆炸，有好内容，更需要多叫卖——因为内容泛滥，普通的吆喝、少量的吆喝，都会被迅速淹没。

卖货第一件事，是大声且频繁吆喝。放下虚无缥缈的“害羞”和“自尊”。

同事推荐我阅读了 Basecamp 的 ，读完一遍，很受启发。记录几个对我有启发、我希望公司、产品能改进的点。

一是时间约束。

设定边界，对项目时间有个粗略预判。时间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我们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多少时间，代表了事的重要程度。时不时会发生，一个功能被过度设计、过度实现了。回顾时才发现，大家试图让它“更好”的想法，一点点地，让一个本来很小的功能，膨胀成难以接受的胖子。

所以，不要问“这个需求要多少时间”，而是问：“我们想花多少时间？”、“这个想法值多少时间？”

从一开始，就对实现重要功能的时间做约束。通过限制，倒逼思考，找到更简洁的方案。

二是粗糙的方案讨论。

一个问题，通常有多种解法。寻找解法过程中的思考和讨论，需要有粗糙的方案、草图，但“度”很重要。

太细致的方案（比如线框图）存在两个毛病：成本过高且限制了其他人的思路。因此书中建议就用纯文字 + 连接线，描述位置（比如屏幕、对话框等）、操作项（按钮等）。实在要画图，就用粗笔，手绘草图即可。Basecamp 也给出了一些例子，比如文字：

比如粗笔草图：

书中还有一些类比，也挺有意思，比如把产品决策会成为赌桌（The Betting Table），确定了做什么，称为下注（Place Your Bets），这个感觉很到位。

每一次请同事们做一期项目，从产品、设计师到研发、测试 30+ 人，完整一套流程走完，大概需要三周时间，非常粗糙地算算成本——拿公司全年费用乘上人员比例再乘上占全年时间比例，大概不低于 70-80 万——也就是，我们每次产品迭代，其实都是拿了这七八十万作为赌注，放上了牌桌，赢了，数字上或许能看到变化，输了，就只能赌下一把。

所以，期待产品每次下注，手都更稳些。

另一个类比是登山。一个新项目犹如登山，前半截是上山，会遇到各种未知的问题——需要技术攻关、需要时间估算、有此前从未做过的工作等。后半截是下山，未知都已经扫清，剩下纯工作量。

应该在早期先尽可能排雷，解决掉未知，这样项目不会有太多惊吓。

顺便说一句——能流畅地阅读英文资料，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建议朋友们学好英语，更有机会得到直接的，高质量的信息输入。

我此前不是很理解“灰度”这个词——虽然知道，在非黑即白之间，是有过渡的。用摄影师的话来说，可以类比“区域曝光系统”。

20 世纪著名的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归纳前人的经验发明了“区域曝光系统”，将胶片的灰度分为 11 级，其中第 10 级为纯白，0 级则是纯黑，中间的 9 级为可见变化部分，这 11 级就是区域系统中的11区，简单来说就是从纯黑过渡到纯白的 11 个阶段。

在做产品推行产品策略时，或者在创业过程中推行组织策略时，灰度都挺重要。

一个例子是我有切身体会的“垃圾分类”。我居住于深圳，针对垃圾分类，地方法规有《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印发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激励办法》，技术规范上看到了《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引》、《住宅区生活垃圾分类操作规程》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预热宣传，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至今。

我目前的主观感受是（没有数据支撑，只能是个人的观察，因此很主观）：

会看到比例不小的家庭，是没有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的。仍然是将垃圾一大袋子投放到“其他垃圾”里（包括我自己）。

因为路边原来随处可见的垃圾桶基本都撤掉了，会看到更多人随地扔垃圾（包括我自己——虽然尽量不在外面制造垃圾，但偶尔买瓶矿泉水，或者用了下纸巾，需要拿一路带回家，对比起“随手一扔，没有罚款”的便利，确实就容易“没素质地乱丢”），因此路面更脏乱了。

看看新加坡的控烟历程。

1970 年，在公共汽车、影剧院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1977 年，禁令扩大到人多的室内场所。

1987 年，国王十字站火灾后，MRT 禁烟。

2005 年 7 月 1 日，禁令扩大到巴士换乘处和候车亭、公共厕所和公共游泳场馆，

2006 年 7 月 1 日，禁令扩大到咖啡店和小贩中心。

2007 年 7 月 1 日，禁令扩大到娱乐夜总会，包括酒馆、酒吧、休息室、舞蹈俱乐部和夜总会（法律允许建造占室内总空间 10% 的指定吸烟室，或不超过室外茶点面积 20% 的室外吸烟区）。

2009 年 1 月 1 日，禁令扩大到所有儿童游乐场、运动区、市场、地下和多层停车场、渡轮码头和码头。还包括了办公室、工厂、商店、购物中心和电梯大堂，以及出入口 5 米范围内的非空调区域。

2010 年 11 月 22 日，新加坡公民支持“新加坡无烟”在线活动。

2013 年 1 月 15 日，禁令扩大到住宅区的所有公共区域，包括从巴士站到住宅区的连接通道、空地甲板、走廊、楼梯间、楼梯和多功能厅，以及有盖人行道和连接通道，所有行人天桥，距离公交车站和医院室外大院 5 米（住宅区禁烟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除了在守夜或葬礼期间吸烟的人更多）。

时不时会听到些“关系户”的故事——有些“有力人士”，会通过各种方式提供一些资源与服务，有时会引出些麻烦，却不易婉拒。朋友给我讲了个他见过的高手的处理方式。

故事的主角是所学校，与当地大多数学校一样，食堂是外包的。承包方是上级主管推荐名单上的企业。学生与家长对餐食质量怨气很大。学校又不好得罪人。一番拉扯之后，校长开了个家长会，会上表示：

第一，与区里大多数学校一样，我们引入的是有资质的、广泛受到肯定的、被最多学校采纳的企业 A，他们经营食堂，理论上，质量是有保障的。

第二，但是，学校还是决定引入一家新的供应商 B。

第三，具体方式是——给 A 支付一笔研发费用，让 A 的订餐 App 可以支持点 B 餐。家长跟孩子可以自由选择 A 餐或 B 餐。

这个做法还是挺漂亮的：

第一，把锅甩出去了。第二，学校努力做了改变。第三，不得罪 A，多给了他们一笔钱，但是也给了 A 一定的压力。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或者可以参考这种思路，花些成本，平平安安地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