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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胶片摄影，已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了。

前几年，我学拍照时，老师却建议我：试一试胶片相机，试一试自己冲洗。于是我用了一段时间胶片，好歹自己拍摄、冲洗了上百个胶卷。尝试过中画幅和大画幅，也尝试过在家里搞个暗房，自己放大照片。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己理解了老师说的，试试胶片的原因。

一是真的掌握了基础技术。光圈、快门、对焦这些事，在现代相机、手机上越来越不重要，都可以自动化。因为自动化，很多常识性问题，大家就不再思考了。但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想表现颠簸与晃动，如果你想表现炙热刺眼，是否能想得起来应该怎么操作（或者其实更根本的问题是：是否你还能想得起来，其实是可以有自己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依靠设备的“自动判断”）。

二是拍摄胶片，必须慢下来——一卷 135 胶卷也就 36 张，在这种无法机关枪般扫射的工具约束下，更容易端详、思考。慢下来时，反而比较快，因为有了自己的思考。

所以，如果用一句话说，我从拍胶片的过程中的收获是：带上了脑子。

回到做产品，也是这样。

要认真地做一个产品，要带上脑子，而不仅仅是人云亦云，或者只是说：某某产品也是这么做的。

有些基本技术，需要掌握。有些基本常识，需要遵循。要思考：一个产品，要解决什么问题？谁遇到了这些问题？他们有多难受，愿意付出多大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群体有多大？你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是合适有效？用什么办法可以验证其有效性……

这样朴素的道理，认真实践的人不那么多。很多人都更愿意着急地学新事物，仿佛不学就错过了整个时代。实际上，八成力放在不变的方向和原则上，两成力放在新事物上，就蛮好。

顺便说一句：用胶片拍一段时间，习惯了带上脑子拍摄后，再用数码相机甚至手机拍，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曾经很喜欢折腾把玩各种效率工具，从待办到日历到看板到笔记，买过不少，最后剩下的就那么几个。今天就说说我常用的笔记软件——目前办公以 Mac 和 iOS 为主，日常工作主要是沟通及文字处理，因此笔记软件使用频率很高。

第一个需求是日常随手记。

平时想到什么，就顺手做个记录，这个记录场景以手机为主。最常用的是 Google Keep，手机有 App 电脑用网页版，很轻便。日常随手记的替代品还有 Apple Notes——苹果原生的笔记软件，我偶尔会做些需要留存备查的记录，比如将纸质文件扫描电子化。以及 Simplenote，只支持纯文本，极简的笔记软件。

第二个需求是个人写作。

比如我每周更新一篇公众号，两篇知识星球，这些都会先在电脑、手机或 iPad 上写好。我目前的习惯是，用 Markdown 写，用 Github 管理，且通过 iCloud 同步。Mac 上用到的软件主要是 VS Code，iPhone 上用 iA Writer。这样可以做到随时随地都能写。

第三个需求是工作协作。

目前我比较喜欢 Notion，写作、分享、AI 创作都很方便（不喜欢的就是备份、迁移似乎不太灵活）。

现在觉得：

1. 写字的工具越简单，越能激发自己动脑。

2. 内容的格式越简单（比如纯文本），越容易长时间保存和备份，越不受工具约束。

产品市场契合是 Netscape 的 Marc Andreessen 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产品处在一个好市场，且能满足需求。这里面两个点：好产品要解决问题、好市场要人多钱多。

通常对一个商业产品（先不讨论公益慈善这些类型），可以自问：

问题：产品要解决的问题（未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问题有多大，多困扰，多频繁？他们此前是怎么解决的？为什么你认为没解决好？

2. 用户：谁有这个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有什么特征（职业、年龄、性别、收入等用户画像）？人群有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有的产品，没有解决真问题，而是“自己想像中的问题”，那就不是好产品。有的产品，解决了问题，但是有这个问题的人太少，或者不具备支付能力，那就没找到好市场。

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们做过一款 App 名为“72 小时”，Slogan 是“既分享，又保密”。我们想解决的问题是，用手机分享机密文件时，希望文件可以不被传播。我们想象中的用户是商业用户，比如投资人、项目经理、创业者等有敏感文件需要传播的人。

但实际上，需要分享机密文件的场景很少，分享后还要保密的场景更少，要用手机分享的更是少之又少——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纯粹只是我刚从信息安全行业跳出来，拿着锤子找钉子，生造出来的问题。

尝试问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坦率地回答，或许能找到产品失败的原因，又或许，转个身，就成了。

国外有些企业家简单粗暴地认为：没达到一百万美元销售额的产品，就还没找到产品市场契合。你找到了吗？来说说你的产品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

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说过：你拍下一张照片，不只是用相机，这个动作，带进了所有你看过的图画，读过的书，听过的音乐和爱过的人。

这段话的原文如下，供参考。

You don’t make a photograph just with a camera. You bring to the act of photography all the pictures you have seen, the books you have read, the music you have heard, the people you have loved.

我学了几年拍照，买过些相机，看过些摄影书籍与画册，也拍摄打印冲洗放大过一些照片，照片拍得不咋样，但倒是神神叨叨地认为，通过拍照，我看到了些道理，顺手记录一些：

1. 面对同一个对象，不同人看到的美感不一样，不同角度看到的景象不一样，不同设备拍出来可能质感也不一样。对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也是这样，不同人，不同角度，不同解法。

2. 拍摄其实就是把一个三维场景放进一个框里二维化，那么——从哪个角度拍（要不要围绕着主体绕一圈或者绕很多圈看看）、离多远拍（前进一步或者后退一步效果会有什么变化）、从哪个高度拍（仰视、俯视、平视）、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这一切的选择，取决于观察力。观察力提升，对做任何工作，都有绝大帮助。

3. 有的人需要到大江大海到战地硝烟（比如卡帕），有的人呆在小镇农村一辈子不出去（比如刘涛）。有的人解决大问题，有的人解决小问题。

4. 昂贵的设备，便宜的设备，粗制滥造的设备，奇怪的设备，都能拍摄。解决问题也一样，工具不重要，合适就好。

5. 科班出身学过很多年技法和理论能拍，随手就瞎按也能拍，照片的好坏，跟书读得多少，未必有多大关系。同理，解决问题的，也未必是博士，可能只是真的熟悉行业。

6. 爬过无数次的山，走过无数次的路，还是会因为云不同，人不同，树叶不同，心境不同，找到不同的触发点，重点是，随时带着相机，拍下来。遇到一个问题，可能在梦中解决，可能在浴室洗澡想到方案，重点是，惦着这个问题。

7. 有思考的拍摄和看到主体不加思索就拍，都能拍到好照片。但如果想要经常能妙手偶得，前提是几万几十万甚至更多次练习。把基础技术变成肌肉记忆，把观察能力变成本能。这一步永远没有尽头。

8. 徕卡、alpa 这样相对简单的设备，光圈快门对焦都只能手动控制，但限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自由——比如，你就要失焦或者过曝的效果等。在解决问题的时候，资源有限，可能反而是机会——逼着你思考更好的方案。

9. 最重要的是渴望表达，任何艺术家想要拿出站得住脚的作品，应该有非常丰沛的想表达的情绪，然后找到了合适的创作工具——可能是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如果作品还有其独到之处，而且创作者的表达和大量受众有了共情——这可能除了天赋，还真的需要运气——那作品就有机会传世。而工作者，我们做产品，也要有渴望，有内心强烈想解决的问题，这股火，就是作品里的能量，能感染人。

10. 在一个地方静静地待一会，有时候能看到更多。做产品，解决问题也一样，别急，静静待一会。看看花，看看云。

在杨澜的《提问》里，看到这样一段问答：

杨澜：回顾自己这一辈子设计过这么多建筑作品，您认为自己是怎样一位设计师？

贝聿铭：很难说，我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可是因为问题想得穿，想得透，总有一点好结果的。建筑至少要（存在）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希望一千年。不赶时髦，我不是时髦建筑师。

刘慈欣在《三体》里，写了一段：

学者们开始寻找那些在漫长的时间中保存下来的信息。史前古陶器上的图案，保存了一万年左右；欧洲岩洞里发现的壁画，大约有四万年的历史；人类的人猿祖先为制造工具在石头上砸出的刻痕，如果也算信息的话，最早在上新世中期出现，距今约二百五十万年。可你别说，还真的找到了一亿年前留下来的信息，当然不是人类留下的，是恐龙的脚印。

研究继续进行，但没有什么进展，科学家们显然已经有了一些结论，但在我面前总是欲言又止。我对他们说，没什么，不管你们得出的结果多么离奇或离谱，没有其他的结果，我们就应该接受。我向他们保证，不会有什么东西比我的经历更离奇和离谱的，我不会笑话他们。于是他们告诉我，基于现代科学在各个学科最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根据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验的结果，通过对大量方案的综合分析和比较，他们已经得出了把信息保存一亿年左右的方法，他们强调，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它就是——罗辑把拐杖高举过头 ，白发长须舞动着，看上去像分开红海的摩西，庄严地喊道， “把字刻在石头上 ！”

很多事，加上“时间”这个参数，应该就能检验出，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在看到贝聿铭那句“建筑至少要（存在）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希望一千年”时，我在想，我们能做些什么，值得存在二十年，甚至一百年，甚至一千年的？

你有什么想法吗？